包工頭、勞務公司：將告別歷史舞臺？

2019年2月28日，住建部、人社部聯合下發了關于《建筑工人實名制管理辦法（試行）》，并于3月1日正式實施。《辦法》明確，建筑企業不得聘用未登記的建筑工人！

1、自2020年1月1日起，未在全國建筑工人管理服務信息平臺上登記，且未經過基本職業技能培訓的建筑務工人員不得進入施工現場，建筑企業不得聘用其從事與建筑作業相關的活動。

2、建立建筑工人管理服務信息平臺系統，并在全國范圍內實現實時數據共享。

《辦法》施行后，以下群體如果不嘗試轉型，可能面臨失業風險！

第一、老一輩農民工
在住建部“關于培育新時期建筑產業工人隊伍的指導意見”中，提出要建立行業、企業、院校、社會力量共同參與的建筑工人職業教育培訓體系。創新考培模式，技能鑒定機構應充分依托大中型項目開展技能鑒定。企業應當在工程造價中明確相關費用用于工人技能培訓。

很明顯國家出臺這項政策的目的就是培育新一代產業工人，有技術、有職業資格、身份透明，還享受社會福利，讓農民工像國外建筑工人一樣過上體面的生活。

然而現實卻是很多老一輩農民工干的都是體力活，沒受過什么職業技能培訓。這部分群體如果不能適應新時期的管理機制，不能按時完成職業技術培訓，幾年之后可能就沒有企業愿意聘用他們了。

第二、部分包工頭
包工頭是在特殊歷史條件下應運而生的。

城市發展需要大量外來務工人員，而農村剩余勞動力迫切需要進城找工作，包工頭作為一種滿足供求雙方需求的職業介紹，應運而生。

中國建筑法律一直沒有給包工頭一個明確的法律地位，現在要革新這個行業是大勢所趨。按法律規定，民工直接受雇于施工企業，與施工企業是勞動關系，但實際情況是，施工企業很少與民工直接發生關系，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包工頭與施工企業簽定勞務合同，再由包工頭與民工簽定勞務合同(實際上大多數情況下為口頭協議)。

因此前幾年，農民工討薪、包工頭討薪極端事件不絕于耳，引發了很多社會問題。建筑工人實名制之后，施工企業將逐漸通過全國建筑工人管理服務信息平臺數據庫，直接獲取建筑工人的從業記錄、培訓情況、職業技能、工作水平等信息。包工頭這個中介，或許會慢慢退出舞臺中央。

建議有實力的包工頭，抓緊成立自己的專業作業企業。

第三、勞務單位
針對建筑工人存在流動性大、老齡化嚴重、技能素質低、合法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等問題，住建部“關于培育新時期建筑產業工人隊伍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取消建筑施工勞務資質審批等多項要點：

1、逐步建立施工承包企業自有建筑工人為骨干，專業作業企業自有建筑工人為主體的多元化用工方式。

2、取消建筑施工勞務資質審批，設立專業作業企業資質，實行告知備案制。

3、放寬市場準入限制，鼓勵有一定組織、管理能力的勞務企業通過引進人才、設備等途徑向總承包和專業企業轉型。

4、施工總承包企業要將勞動合同信息納入實名制管理，嚴禁用勞務分包合同代替勞動合同，杜絕代簽合同。到2020年基本實現勞動合同全覆蓋。

5、建立健全與建筑業相適應的社會保險參保繳費方式，施工企業（包括專業作業企業）應在勞動合同的薪酬中列明用于建筑工人參保所需費用，依法為建筑工人繳納社會保險。

從2016年起，就有不少省份試點取消建筑施工勞務企業資質，設立專業作業資質；接下來，這項政策將逐漸推廣到全國。

舉個例子，二狗以前是個包工頭，后來干脆成立了勞務公司，他把村里的張三李四七大叔八大侄都收進這家勞務公司，啥活都接，有錢就干。但是沒了勞務企業資質，他需要轉型專業作業企業。二狗只好把原來公司里干雜活的辭了，把剩下精壯的培訓一下，建立了個腳手架搭設專業公司，繼續未竟之事業。
在這個過程中，一部分勞務公司可能因缺乏企業管理經驗而退出。

重申一遍，未來的用工趨勢是以專業作業企業為主，逐步實現建筑工人公司化、專業化管理。所以不管是農民工，包工頭還是勞務公司，如果不想被社會淘汰，最好順應趨勢，提前布局，謀劃轉型！

“活挑人”已變成“人挑活”

北京西五環外的一間辦公室里，“包工頭”張勇的手機響個不停。他猛吸了幾口煙，皺著眉頭說：“一天推了三個活，因為掙不了多少錢……”

來北京20年，張勇從農民工成長為包工頭。他和手底下的農民工干了北京不少市政工程。而今“掙不了多少錢”的原因很簡單：施工單位給的工程款有限，用工成本卻“水漲船高”，中間留給他的利潤實在不多。這背后浮現了一個更嚴峻的現實問題——曾源源不斷涌向城市的農民工數量正在急劇縮減，更難有后繼之人。現實中，各工程為了留住工人還不得不大幅調漲工錢。


“活挑人”已變成“人挑活”

20年前，張勇從山東老家奔赴北京。當時趕上工程建設高峰，他學著揮鍬鏟土，當起了農民工。

“雖然一天只掙20塊，但大家照樣搶著干。”后來，張勇成了包工頭，帶著老鄉們一起干工程。村里人想跟著他到北京干活，都得托關系。沒活的時候，只要管飯、有地兒睡，大批農民工不拿工資都擠在辦公室外等活。

這一景象早已不在。張勇的勞務公司高峰期聚集著1000多農民工，如今已銳減一半；但凡有一天沒活兒，人就跑光了。因為當下農民工已經格外搶手，尤其是掌握了一定技術的“大工”，不愁沒地方去。他說，如今已經從“活兒挑人”變成了“人挑活兒”，即便是已經招來的人上了工，只要不是好活兒，工人也撩挑子，說走就走。

農民工也建起微信群“互通有無”。在一個有200多農民工的微信群里，剛有人發布一條東六環工程的招工信息，立刻引來不少人回復。但大家反復打聽的是工程的位置、一天給多少錢、累不累。在農民工眼中，滿足了收入高、活不累、地不偏等諸多條件，才算好活，這才有吸引力。

在北三環修地鐵12號線某標段的項目經理陳華對此深有體會。12號線全線位于地下，地形復雜、管線密布，大多是艱苦的暗挖工程，更不好招工，人一撥一撥地來、也一撥一撥地走。“從年前到現在對1000多農民工進行了入場安全教育，但現在只留了200人干活，剩下的800人都走了。”陳華說，當前是地鐵暗挖高峰，但暗挖工人就這么多，工人們通過微信就能知道這條線哪個標段工錢高、活好干，自然就留不住人。

實際工錢比預算定額多好幾倍

人難招、要求高，歸根結底就是缺人。“勞動力從供大于求變成求大于供，與我國人口中長期發展有關。”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勞動關系系主任喬健說，我國勞動力在2011年達到峰值后就已經開始遞減，每年凈值減少400萬，這其中當然包含了農民工。

這個缺口勢必反映在錢上。多個工程的負責人直言，近兩年招工成本“水漲船高”。比如隧道工程，前年的價格還是每天270元，如今已漲到400多元。

前兩年，通州一批房建、市政、配套設施工程同時上馬，幾十萬人大會戰。通州某管廊工程負責人給記者拿出兩本賬：正常來說，木工每天工資320元到350元，鋼筋工260元到280元；但在當年的用工高峰時，木工每天工資已達到380元到400元，鋼筋工也在350元左右。“別的工地缺人就開始漲錢，我如果不跟著漲，工人立刻就跑了。”他說。

按理說，本市建設工程都有預算定額，招投標時會依據人工定額計算總的人工成本。市住建委網站披露的北京4月工程造價信息中，市政工程的工日單價最低98元，最高109元；軌道工程工日單價最低99元，最高121元。

但這一定額與實際支出大相徑庭，甚至差出好幾倍。按照張勇承接的隧道工程，每天支付給工人的報酬在400元到500元之間；陳華的地鐵工程給農民工支付的報酬也遠高于住建部門公布的預算定額，達到四五百元。記者也走訪了本市住宅、地鐵、地下管廊等多個工程項目部，都明確獲悉，按照工程造價信息里定下的人工成本定額，已經完全招不來工人。

表面看不過是用工成本增加，實際上則存在隱憂。為了能留住人，陳華在春節后給工人們每天漲了七八十元。這直接導致所在區間每延米成本增加三四百元，兩公里的隧道成本就增加了小百萬元。“工程款是死的，用工成本增加了，也就得其它部分來補虧空，可能就會對工程本身產生影響。”

用工制度落后引不來青壯年

20年前，張勇30歲，正值壯年，身邊的農民工大多也是這個年齡；今年，張勇50歲，他發現手底下的農民工也是50歲上下。“20年過去了，干這活的還是我們這代人。”讓他更擔心的是，如果這代人“退休”，建筑行業是否就“后繼無人”了。陳華也發現，一個20人的班組里，大部分都是四五十歲的工人，30歲的工人頂多只有一兩個。

眼下，工程領域里也正費盡心思尋找可以替代人力的技術。十幾公里外的石景山，玉景陽光項目正在建設房子主體結構，小陳是為數不多的“80后”工人，他的工作內容不再是過去的現場澆筑，而是和其他4位年輕的工友一起“拼裝”樓房。

這棟樓房的外墻板等都是在工廠預制的，再運到工地組裝，被稱為“裝配式工藝”。此前兩年，小陳專門到技術學校里學習裝配式技術。在項目經理李峰看來，與混凝土現澆作業相比，裝配式建筑作業工人減少了一半，但施工效率反而提升了至少一倍。“對于工人來說，這種工作更有含金量，收入也會更高。”

同樣在急需人力的地鐵暗挖隧道里，北京也開始嘗試“暗挖機械化”。16號線國圖站到二里溝站區間里，首次選用了機械化暗挖臺車代替人工“手刨”。過去，一個12個人的班組24小時不間斷向前挖，也只能挖出來1.5米；而用上暗挖臺車，兩名司機再配4名工人輔助，一天就能挖4到6米。然而，這種暗挖機械化還處在摸索經驗階段，難以適用于北京全部復雜地形，徹底替代人力還不現實。

技術之外，用工制度上能否吸引80后、90后也格外關鍵。“80后和90后不再像他們的父輩一樣，只圖到城里打工掙筆錢回到村里蓋房子、娶媳婦，他們的權益意識更強，更想融入到城市當中。但我們這些年農民工用工制度并沒有發生實質變化。”喬健認為，建筑行業也應對過去層層轉包、分包的用工制度進行改革，應該與農民工簽訂正式的用工合同，保證相關權益；同時，在社會保障等公共政策上，也應該更加完善，才能吸引80后、90后進入行業。